漳州“抗战诗星”杨骚，打破“文人无用”偏见，以笔为刃斩向敌寇阴霾，用诗作鼓擂响民族复兴战歌——
诗剑破苍冥 战火铸魂骨
杨骚在抗日前线的小村庄休息
1900年的漳州古城，一户普通人家迎来了男婴杨古锡，谁也未承想，这个不到周岁便过继给堂叔杨鸿盘的孩子，日后会以“杨骚”为笔名，在文坛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。杨骚（1900—1957），福建漳州人，著名诗人、作家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，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。“骚”字虽随意取之，却有其涵义，既是他对社会现实的隐晦批判，也预示着其一生特立独行的精神底色。
杨骚于1938年加入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，1939年参加“作家战地访问团”到抗日前线访问，被誉为“抗战诗星”。“皖南事变”后在新加坡主编闽侨总会的刊物《民潮》，开展抗日宣传。杨骚出版有抒情诗集《受难者的短曲》《春的感伤》等；剧本集《迷雏》《他的天使》；诗剧集《记忆之都》；评论、随笔集《急就篇》。译作有《铁流》《十月》等。
少年意气
烽火燃情启文章
杨骚5岁入私塾，14岁考入省立第八中学，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。他痴迷小说与杂书，敢于在长辈议事时插话论理，遇有恃强欺弱之事必挺身而出，举止间透着名士派头。这种少年时期的品格，成为他日后投身革命文学的精神谱系。
1918年，怀揣求知与变革梦想的杨骚东渡日本留学。在日本，他首次接触到进步文学思潮，思想逐渐觉醒。1927年回国赴上海后，杨骚幸运地得到鲁迅的教诲与提携，成为《语丝》《奔流》等重要刊物的撰稿人。彼时的上海，风雨如磐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，社会底层的苦难与旧世界的丑恶，让杨骚毅然拿起笔作刀枪。1928年，他在《奔流》创刊号发表诗歌《把梦拂开》，“赤着膊/挺着胸/光着腿登上望台”的激昂诗句，将斗士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文学为武器，向黑暗现实宣战。
1930年3月2日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。杨骚不仅成为左联早期成员，更身兼创作委员会成员、小说散文组成员，同时担任诗歌组负责人之一。左联时期的杨骚，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发力，更直面白色恐怖的考验，冒着生命危险上街贴标语、发传单，化身地下工作者，用行动践行左翼文人的使命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杨骚更是冲在抗日救亡前线，作为26名发起人之一参与成立上海文化界反帝同盟，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，为争取言论自由振臂高呼。这一时期，他创作的长诗《小兄弟的歌》充满革命激情，“摧毁腐朽旧世界”的呐喊，成为鼓舞民众的精神力量。
在诗坛流派纷争的年代，杨骚与同道诗人深感新月派、现代派诗歌脱离大众，遂于1933年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，担任四名常委之一，亲自创作实践“大众化、通俗化、革命化”的诗学主张，诗风从此实现重大转型。
即便1934年国民党政府查禁149种文艺书籍（包括杨骚翻译的《铁流》《十月》），也未能阻挡他的创作热情。他将目光投向家乡漳州，历时两年创作长篇叙事诗《乡曲》，于1936年发表在《文学界》创刊号。这部以漳州“乌石暴动”为背景的作品，分“写信”“黎明”“骚动”“锄声”“短简”五章，既描绘农民反抗压迫的“狂野风暴”，也饱含人性温情，被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评价为“展现农民‘打碎乌黑大地’的愿望与信心”，成为杨骚创作生涯的里程碑。
上海十年，是杨骚文学成就的爆发期。他先后出版随笔评论集《急就篇》、诗集《春的感伤》、诗剧集《记忆之都》，翻译《没钱的犹太人》等近20种著译。1936年5月，他创作的《福建三唱》以敏锐的洞察力预见战争阴影，字里行间满是家国忧思，被誉为“南方的《松花江上》”，成为抗战前夕极具影响力的爱国诗篇。
战火淬炼
诗文为刃御外敌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，中华民族陷入危亡时刻，杨骚的人生轨迹再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他受郁达夫邀约南下福州，牵头组织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，担任抗敌后援会干事，主编《抗敌导报》，并在《小民报》发表《展开全面抗战》一文，疾呼“以牙还牙，为民族解放展开全面抗战”。在福州的日子里，他白天组织救亡宣传，夜晚伏案创作，用诗歌、杂文唤醒民众斗志，成为当地抗日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。
1938年底，武汉、广州相继沦陷，杨骚辗转抵达重庆，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（简称“文协”）。其中，杨骚发表的《莫说笔杆不如枪杆》堪称经典——“让我们的每只字，变成手榴弹！让我们的每个标点，是杀敌的子弹！”直白有力的诗句，打破“文人无用”的偏见，成为抗战文人的精神宣言。
1939年，杨骚主动请缨加入“作家战地访问团”，克服山路崎岖、物资匮乏的困难和严重的胃病，深入陕西、甘肃、山西太行山抗日前线采访。白天跟随部队行军，夜晚在煤油灯下记录见闻。这些战地诗歌，后来结集为《半年》出版，成为研究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的珍贵文献。正如当时报纸评价：“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意义，在于让文化人走进战场，用文字架起军民沟通的桥梁，粉碎敌人的文化阴谋。”而杨骚用行动证明，文人的笔杆，同样能成为抗日的“武器”。
1941年，皖南事变爆发后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迫害进步文化人士，居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恩来，个别召见了杨骚。多年后，杨骚在自传中清晰记录下当时的场景：“周恩来同志指示我，‘到星洲（新加坡）后首先应帮助陈嘉庚先生’，团结华侨支援抗战。”这句嘱托，成为他此后在南洋工作的核心方向。
同年夏，杨骚经香港抵达新加坡，被陈嘉庚聘任为南洋闽侨总会刊物《民潮》的主编。亲力亲为，制定“宣传抗战、团结华侨、反映侨胞心声”的办刊宗旨，呼吁南洋文化界“用文字配合前线炮火”。在他的努力下，《民潮》从创刊时的30多页，半年内扩展到120多页，栏目涵盖“国内抗战动态”“南洋侨胞事迹”“救亡理论探讨”等，发行量突破万份，成为联系南洋闽侨与祖国的重要纽带。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新加坡陷入危急，杨骚加入“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”，组织侨胞疏散、救护伤员，直到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，才被迫撤往苏门答腊。
抗战胜利后，杨骚第一时间返回新加坡，接受陈嘉庚委托，协助编写《大战与南侨》一书。这部书以翔实的史料、饱含情感的文字，揭露了日军南侵的滔天罪行，歌颂了华侨的爱国精神，成为研究南洋抗战史的重要典籍。
父子情牵
跨时追寻续诗魂
从闽南少年到左翼文星，从抗战诗人到南洋赤子，杨骚的人生故事并未随时间褪色。他以“骚”为名，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缠绕，以笔为枪，书写文学战场上救亡图存的壮歌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精神印记。而这份印记的传承，离不开其子、漳州作协原主席杨西北数十年如一日的追寻与打捞，在父子两代人的“跨时空对话”中，一个有血有肉的“抗战诗星”愈发清晰。
在杨骚的文学创作中，《福建三唱》与《乡曲》无疑是两座标志性的高峰。《福建三唱》虽以“福建”为题，却跳出地域局限，以“山海关外血满地，山海关内黄沙起”的沉痛笔触，将家乡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危亡相连，字里行间满是“唤起民众共赴国难”的激昂力量。而长篇叙事诗《乡曲》则以漳州“乌石暴动”为蓝本，深入刻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阶级矛盾，既写出农民反抗压迫的“狂野风暴”，也传递出“打碎这乌黑天地”的坚定信念，践行了杨骚“以文字影响群众”的创作追求。正如著名学者卓如在她的论文《杨骚和他的〈乡曲〉》中评价，这部作品是杨骚“全部创作中最值得称赞的篇章”。
杨骚的创作风格并非一成不变。据杨西北介绍，杨骚早期的文字里，不乏“苦闷、感伤、幻灭”的色彩，青春的迷惘与人生的困惑，曾让他在诗中流露出对“脂粉与肉块、酒精与醉虾”的逃避式想象。不过，在国难当头之际，他的笔锋迅速转向现实，那些曾带着忧郁的诗句，蜕变为刺向敌人的利刃。这种转变，既是一位文人的精神成长，更是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责任担当。
对杨西北来说，他从未觉得作为“文学史名人”的父亲遥不可及。杨西北5岁失怙，童年记忆里，父亲是会牵着他的手上托儿所的普通长辈。杨骚在日记中曾细致记录，年幼的杨西北执意独自上学，他放心不下，又不愿打消孩子的积极性，便悄悄跟在身后“跟踪”到托儿所；1956年5月2日，杨骚的日记里还留着“北已差不多五岁，问我是不是想死”“漫应之”的琐碎片段，字里行间满是为人父的温情。这些零散的记忆，成为杨西北后来追寻父亲足迹的起点。
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，杨西北踏上了一场漫长的“寻父之旅”。他先后奔赴福州、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杭州等十余座城市，走访父亲当年的左联战友、文协会友，收集散落的书信与手稿，从泛黄的回忆文章中爬梳出鲜为人知的细节。今年3月，杨西北又踏访了新加坡所有杨骚生活、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。那些关于杨骚在左联时期“讲笑话逗乐同伴”、战地采访时“忍着胃病坚持记录”、在新加坡编《民潮》到深夜的片段，一点点填补了历史的空白。历经数十年努力，他终于撰写出杨骚传记《心曲・乡曲》，将隔断近半个世纪的父子之爱重新衔接，让世人看到的不再是抽象的“文学符号”，而是有喜怒哀乐、有家国情怀的真实杨骚。杨西北在创作谈中写道，这本书，“字字蘸着心血”。
如今，在杨西北家中，摆放着一尊杨骚留日时期的头像，这尊与杨骚文学馆同款的塑像，眉眼间透着青年学子的锐气与理想，在杨西北眼中，这是父亲最本真的模样。若被问及“父亲若在世，会对当代青年说些什么”，杨西北总会坚定地回答：“两个字，‘爱国’，一定是爱国。”在他看来，这简单的两个字，既是杨骚一生创作的精神内核，也是他们父子两代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，更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、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炬。
⊙漳州融媒记者 肖颖婧 文/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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